博鱼·体育中国入口中国体育明星国际传播中“高成就—低曝光”现象的媒体报道溯源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外媒体英文报道框架的比较研究原标题：中国体育明星国际传播中“高成就—低曝光”现象的媒体报道溯源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外媒体英文报道框架的比较研究

　　【摘要】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在赛场和媒体上呈现的个性与风格是一国体育制度与体育文化的反映博鱼·体育登录入口。选取北京冬奥会期间我国外宣媒体与西方主流媒体关于花样滑冰运动员隋文静、韩聪的报道为研究样本，进行框架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西方媒体通过运用丰富多元的框架种类、更为紧密的框架联系，塑造了立体生动的运动员形象，而我国外宣媒体对运动员形象的塑造略显单一，在运动员形象“出海”中存在焦点失准、忽视海外受众需求、难以构筑跨文化认同等问题。运动员形象的国际传播应针对特定议题、明确受众定位进行精细化传播，以跨文化视角着力打造运动员的魅力形象，从而提升中国体育的整体形象。

　　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体呈现直接影响着国家形象的塑造，其中，运动员相关报道在体育传播中至关重要，运动员不仅是比赛的直接参与者，体现着一国的竞技水平，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出的个性与风格也反映着一国文化与体育制度。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国运动员中不乏处于世界顶尖水平、收获大批国外粉丝的“体育明星”，然而，其中存在一类“高成就—低曝光”的群体，表现出以下特点：在国内报道及对外报道中均较少出现，曝光程度不足，曝光质量不高，相对而言甚至不如国际媒体中的报道丰富。此类情形并非个案，国际受众往往需要从外国媒体上了解我国运动员的成就及形象，我国媒体对运动员形象的国际传播受阻或存在缺失。

　　本文即从国际传播的视域出发，聚焦“高成就—低曝光”的反常现象，力图解答以下三个问题：（1）我国运动员“高成就—低曝光”的反常现象有何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2）“高成就—低曝光”的反常现象主要源于哪些因素的影响？（3）我国媒体应如何在国际传播中全面、立体、丰富地呈现我国运动员形象，从而减少此种反常现象的发生？

　　在研究案例及研究方法层面，花滑项目顶尖选手、北京冬奥会金牌得主隋文静、韩聪是“高成就—低曝光”群体的典型代表。本研究通过分析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我国对外英语媒体与西方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对其报道框架及信息呈现进行深描及比较，借助统计学、语义网络分析等方法整体把握，结合个案分析，剖析这一现象的本质及成因，发掘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塑造运动员形象、寻求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同方面的不足之处以及改进空间。希望未来媒体能提升报道的数量与质量，让“高成就—低曝光”运动员在世界上获得进一步的关注与认同，以期让世界上更广泛的人群能够了解中国的优秀运动员，从而提升中国整体的体育形象。

　　外国媒体对其他国家体育赛事的报道呈现出“因国而异”的特征。以奥运会相关研究为例，有学者通过分析叙事框架，对比了《纽约时报》、BBC对索契冬奥会与平昌冬奥会的报道差异，认为西方媒体通过“意识形态偏见”“国家利益竞争”“人道主义”等报道框架，影响读者对两届冬奥会的认知感受；有学者对六届奥运会和冬奥会的报道进行语义网络分析，认为西方媒体在报道奥运会时除了赛事，还侧重于报道举办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对非西方国家尤为如此。

　　对中国运动员的报道，西方媒体一方面延续了赛事报道上的偏见，塑造中国运动员一味追求胜利的形象；但同时，也从明星运动员身上挖掘其他不同的主题。对前者，中国学者多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等方法，研究西方媒体对中国运动员的刻板印象，认为伦敦奥运会期间英国三家全国性报纸的“叶诗文话语”构建出全方位的负面中国形象；伦敦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塑造了中国运动员身材矮小、仅适合敏捷性的运动与只会辛苦训练、缺乏自己的生活与其他情感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刻板印象。《纽约时报》在东京奥运会期间的报道充满了对中国运动员的意识形态偏见，多在塑造受到“压迫”的低龄女性形象、行为偏激的“工具”形象、为国献身的“悲情”英雄形象。对后者，学者们研究了国外媒体对中国明星运动员的报道，探究运动员形象塑造的多元视角。有学者研究了英国、美国、印度的三家报纸对李娜法网夺冠的报道，认为三家媒体塑造出李娜“充满魅力的网球明星”“追求独立的现代女性”“事业有成同时在家庭中依赖丈夫的传统东方女性”形象。里约奥运会期间，美联社、BBC与《赫辛顿邮报》对游泳运动员傅园慧的报道，不同于以往“竞赛机器”或“体制牺牲品”的套路，展现出她真实可爱的个人魅力。但与此同时，大部分媒体仍表达了对中国体育体制乃至社会文化的否定态度。

　　运动员的媒介形象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动员的媒介形象分别经历了：凸显时代精神、放大“闪光之处”的高大形象；商业化冒头、消解宏大叙事的过渡期；展现运动员个人性格风采、同时负面新闻增多的多元化阶段。

　　目前，国内媒体对运动员的报道仍有不足，例如，竞技体育形象塑造落后，存在将形象与实力等同的错误、塑造方式单一且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和主动性不足。有学者比较中西方体育赛事报道，认为中国媒体进行赛事报道时具有着重高层次精神追求的描写、较少涉及赛前赛后而只专注于赛场等特点。

　　国际传播层面，我国体育对外传播目前面临着主体及功能单一、渠道狭窄、内容失衡、受众定位模糊、受负面信息影响等各种问题。北京冬奥会召开之际，有许多学者聚焦于中国运动员形象的打造，提出构建中国体育“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指出应该鼓励运动员展示可爱的形象，提升中国体育人的网络社交能力，并在社交媒体中分享赛场与生活中的立体形象。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一方，或者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运动员的报道，或者是中国运动员形象的对外传播。本文则对中外媒体展开比较研究，尤其是对“高成就—低曝光”运动员的报道，从中探究进一步优化的路径。

　　本研究选取的运动员是隋文静和韩聪（以下简称隋韩）。他们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得主，但却遭遇到“高成就—低曝光”的反常现象。隋韩在花样滑冰项目上的成就很高，是第一个收获花样滑冰“全满贯”（Super Slam）的双人滑组合①。长时间参加国际大赛的经历以及优异的成绩为他们赢得了一大批海外粉丝，二人也成为许多国外花滑选手的偶像。然而，北京冬奥会他们在国内媒体上的热度相对不高，国内中文媒体的低曝光也传导了中国对外传播中的低曝光。同时，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呈现出一种少见的“内冷外热”趋向。作为“高成就—低曝光”运动员的代表，研究隋韩在国际传播中的形象，有助于探究体育明星“出海”获得跨文化认同的途径。

　　为了获得丰富、全面的分析样本，本研究选取了通讯社、电视、报纸三种类型的中外媒体。在中国的外宣媒体中，选取了新华社、CGTN、《中国日报》三家媒体，它们具有较强的国际传播力，在国家对外传播方面具有代表性。在西方媒体中，首先选取了国际新闻的主要报道者——世界三大通讯社，路透社、美联社与法新社。其中，美国在花样滑冰项目上实力强劲，同时也是世界上媒体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电视媒体在奥运报道方面表现突出，因而本研究把美国的主要广播电视网（NBC、CBS、ABC、CNN、FOX）列入检索范围。美国传统主流大报的奥运会深度报道对国际具有引导作用，因此也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华尔街日报》纳入研究之列。

　　在Factiva数据库中，以“atleast2 Sui and atleast2 Han”为查找条件进行搜索，即搜索在正文中关键词Sui和Han同时出现两次或以上的文章。时间范围设置为北京冬奥会开幕前1个月至闭幕后1个月，即2022年1月4日至2022年3月20日。自动检索后，人工去除其中的转载文章、重复文章、简单比赛成绩通报，以及隋韩仅作为背景出现的文章。在所选媒体中，CGTN的报道未被Factiva数据库收录，固在其官网以相同条件筛选出符合标准的文章。收集整理后，共获得中国媒体对外报道16篇，其中，新华社10篇、CGTN4篇、《中国日报》2篇；西方媒体报道27篇，其中，法新社6篇、路透社4篇、美联社4篇、NBC5篇、CNN1篇、《纽约时报》4篇、《华盛顿邮报》2篇、《华尔街日报》1篇（CBS、ABC、FOX未检索到报道）。

　　本文以框架分析为主要方法。一般认为新闻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起源于社会学家戈夫曼。之后，塔奇曼将框架引入媒介研究领域，提出了“新闻是框架”的论断；吉特林则进一步将框架与新闻传播学结合，认为“媒介框架是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博鱼·体育登录入口，是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程”。框架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尤其在国际新闻研究领域运用广泛。由于新闻框架源于媒体的建构，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媒体在报道时会受到不同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框架。

　　本研究以语句为单位，对媒体报道内容进行编码，并归纳为不同的框架。需要说明的是，单篇报道中可以出现多个不同的框架。经逐篇分析并统计，所选报道主要呈现为6种框架，如下表所示（表1）。

　　中外媒体在报道框架的选择及使用上呈现出一些差异。作为体育项目，媒体普遍采用竞技框架是必然的，差异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对外媒体偏好成长、国家框架，而西方媒体偏好国家、专业、情感框架（见图1）。

　　竞技框架是中外媒体在报道隋韩时采用的基础框架，当报道内容较为简单时可单独使用。当报道中含有2个及以上框架时，西方媒体的报道全部包含了国家框架。《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最后一项双人滑比赛东道主夺冠 在家乡观众的欢呼中结束》（以下简称《欢呼》）就提及“他们背负着中国这个世界面积第三、人口第一的大国民众的期望”。NBC的文章《中国组合隋文静、韩聪双人滑夺金 两对美国组合位列前八》（下文简称《夺金》）中写道“在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国家中二人面临着在家门口夺冠的压力”。

　　西方媒体常常描述隋韩如何受到观众的欢迎与喜爱，但同时强调现场观众是中国挑选出的“特定观众”。例如美联社的报道《冬奥会花滑阴云掩盖了精彩》（以下简称《冬奥会花滑》）称“场馆中精心策划的中国粉丝们终于发出几周以来第一声欣喜的叫喊”。本次研究发现，在报道文化距离较远的中国运动员时，倾向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西方媒体有意识地使用了含有集体主义特质的字词、句法，以符合甚至强化外国受众对中国运动员的固有想象。

　　同时，西方媒体的报道还多涉及专业框架，在报道比赛结果时常提及两人的动作难度及表现力。在法新社的报道《中国组合隋韩激动地赢下了冬奥会双人滑金牌》中，作者对两人捻转四周的动作做了详细的描写，指出没有其他任何组合做出相同的尝试。《夺金》则引用了加拿大著名花样滑冰编舞白齐克的评论，认为两人的节目是“精湛的技术、深思熟虑的编排和极具情感张力的表演的完美结合”。相比之下，我国外宣媒体对于专业框架的涉及不多，采用竞技框架之后接着出现的一般为成长框架。例如新华社在二人夺冠后的一篇文章《人物档案：起伏之后中国顶尖花滑运动员重回巅峰》中，极为详尽地梳理了隋韩这些年经历各种伤病但却仍然不断成长进步的感人经历，但关于具体比赛的内容却少有着墨。

　　此外，西方媒体相较于我国对外媒体，报道中常采用情感框架。例如《冬奥会花滑》直接引用韩聪接受采访时说的话“我们做到了最好并享受整个（比赛）过程，我们非常开心得到了裁判的认可，获得了高分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传达出韩聪取得成功后的喜悦心情。《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国最终以微弱优势获得胜利》（以下简称《微弱优势》）则引用了隋文静的话，展现她“梦想成真的快乐”。

　　整体而言，西方媒体的报道框架更加多元，单篇报道中通常含有多个框架（见图2），框架内涵也更为丰富。

　　除了前文提及的注重国家框架与专业框架之外，西方媒体对隋韩的个人魅力也有充分的报道。法新社在冬奥会开赛前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国花滑组合希望深厚的情感纽带能助力赢取奥运金牌》，强调了两人的性格魅力与明星特质，称“他们的勇气与幽默感为他们带来了庞大的粉丝群体与代言”，并讲述了二人在疫情期间无法出国训练，只能通过Zoom上网课的困境，二人的编舞师尼科尔认为“两人的幽默感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乐趣”。

　　西方媒体的报道还出现了许多趣味议题，从侧面凸显运动员的魅力。《纽约时报》的文章《飞得高些，青蛙公主！不错，陈三！》总结了中国网友对各国冬奥运动员的昵称，并详细说明了隋韩二人组合昵称“葱桶”的来源；《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从与俄罗斯接壤的冰河 追溯中国双人滑奥运冠军的传承》则梳理了中国花样滑冰项目在哈尔滨从无到有、再到涌现出数位世界冠军的发展历程。其实，此类文章在国内报道和网络上并不罕见，但中国外宣媒体秉持一贯的严肃风格，并未以英语的形式做对外传播。

　　即便采用同样的报道框架，中外媒体的具体呈现也存在差异，西方媒体多描绘细节、内涵丰富。例如在竞技框架中，隋韩在平昌冬奥会以0.43的分差遗憾获得银牌，在北京冬奥会最终以0.63的分差夺金，西方媒体敏感地捕捉到分差这一戏剧性元素。美联社的文章《隋韩最终在双人滑项目获得冬奥金牌》写道“二人在自由滑中的高难度动作弥补了后续失误的失分，也让他们在短节目中建立起0.16分的微弱优势继续保持，未被反超”。

　　此外，西方媒体将隋韩视为花样滑冰运动项目的一部分进行报道，在报道中常同时出现他们的竞争对手——获得银牌以及铜牌的选手。例如，《微弱优势》赞美隋韩在《忧愁河上的金桥》乐曲的伴奏下表演“令人感动，分数超越了刚刚同样奉献出精彩自由滑节目的塔拉索娃、莫罗佐夫组合”。而在中国外宣媒体的相关报道中，亚军及季军的情况常常被忽略，即使出现也常作为单独的段落，简要提及他们的分数以及排名，而没有与隋韩内容形成互动。

　　为了进一步展现中外媒体报道中不同框架的内涵及相关关系，本研究利用文本分析软件KHcoder，去除停用词后对收集到的相关报道文本进行语义网络分析。KHCoder由日本学者开发，可用于英文、日文、中文等多种语言的文本分析。为便于理解，本研究选择仅绘制最小生成树，以精简表示关系的线条，分别得到中国对外媒体报道语义网络图和西方媒体报道语义网络图。

　　从语义网络图中可以发现，中外媒体报道的关键词都被分为7个子群。实线连接的词汇组成单个子群，代表这些词语之间联系紧密。可以看出，中国外宣媒体报道中，单个子群的内涵比较简单，与前文所定义的单个框架基本符合。不同的框架之间少见明显相互嵌套、彼此交织的关系。

　　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单个的子群内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出现不同的框架，即不同框架之间经常相互关联，同时出现。

　　以成长框架与其他框架之间的关系为例，中外媒体都提及二人的自由滑选曲《忧愁河上的金桥》对于二人成长的意义。我国外宣媒体的报道常常到此为止，局限在成长的框架之内，而西方媒体则同时引入其他框架。例如《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组合夺冠 结束了两周花滑比赛中的纷乱》写道“随着西蒙和加芬克尔《忧愁河上的金桥》的旋律，隋韩毫不费力地从滑冰场的一端滑到另一端，并完成了一系列的投掷、跳跃和托举”，与专业框架相结合博鱼·体育登录入口。《欢呼》一文则又引入国家框架，描述“两人在演绎这首歌曲时，不仅展现了他们相伴十五年的故事，而且获得了观众巨大的喝彩声”。

　　其他不同框架之间也可形成交织关系，例如法新社的一篇报道《中国组合隋韩打破纪录 但决赛选手的差距十分微弱》提及了隋文静关于对手的看法：为他们能在十年间都处于高水平的相互竞争而自豪。这一段将竞技框架与情感框架相结合，传递了隋韩与顶尖实力对手之间的友谊与惺惺相惜之感。

　　复杂化的框架间关系增加了报道内容的厚度，丰满了运动员的形象。在不同的框架之下，受众可以看到运动员的不同侧面。当竞技框架中“金牌的有力争夺者”“归来的复仇者”、国家框架中“为国争光的运动员”“花样滑冰的传承者”、成长框架中“浴火重生者”“相互支持的搭档”、专业框架中“花样滑冰之美的展现者”“拥有难度的选手”、情感框架中“为比赛而激动的担忧者”“获胜后流下喜悦泪水的梦想成真者”、魅力框架中“性格鲜明的运动员”“拥有众多粉丝的体育明星”等形象汇聚在一起时，才能突破单一框架导致的单调形象，最大程度上还原运动员的立体形象，从而在更大范围受众中收获认同。

　　综上，中外媒体在报道中国运动员时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建构了不同的报道框架。中国的外宣媒体仍然存在对问题焦点把握不准确、对国内外受众身份差异区分不清楚、对构筑跨文化认同认识不深入等缺陷，导致传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批“高成就—低曝光”的中国优秀运动员形象未能在国际传播中高质量“出海”。基于上述存在的问题，本文对我国运动员形象国际传播提出如下建议。

　　中国外宣媒体缺乏对问题焦点的准确把握，识别比赛与运动员的争议点与出彩点并及时报道的意识不强，需在精细化传播上下功夫。例如在北京冬奥会中，隋韩夺冠的领先优势微弱，而且二人在比赛中出现过明显的失误，因此冠军是否实至名归成为争议点。在国外的花样滑冰粉丝论坛GoldenSkate上，也有对打分的争议。因此，报道中除了表现比赛的戏剧性以外，应该着重凸显二人得分的科学性，避免一些对花样滑冰打分标准不了解的受众产生“东道主优势”等联想。但中国外宣媒体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关注焦点，而是仍然按照选手夺冠的普通套路进行报道，缺乏针对性。

　　中国媒体对国内外受众身份的区分也存在不足。面对国外受众，可以借鉴西方媒体的做法，将运动员放置在比赛项目的竞技环境之下，作为该项目的组成部分进行专业性报道。当中国运动员与其他国家顶尖选手同台竞技时，容易浮现比赛的紧张激烈感，对手所在国家的受众也会愿意关注比赛。他们大多对项目及选手本身感兴趣，希望读到本国媒体没有报道的内容。此时，中国媒体应发挥其接近赛场、面对运动员、便于采访等优势，做出丰富生动的报道。如果最终的稿件只有新闻发布会上运动员对记者提问的回答或是可查找的网络公开资料等获取门槛较低的内容，那就极大地浪费了在地优势。

　　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群体相互之间跨越文化边界、构建跨文化认同十分重要。在刻画运动员形象时，如何使其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获得共鸣、赢得喜爱是值得媒体思考的要点。目前，中国对外媒体在构筑跨文化认同上仍有不足，表现为：第一，重视运动员的优秀品格与比赛结果，但不注重比赛过程。在中国的“长期导向”社会中，人们表现得更加坚韧，愿意为长远回报而不断努力。然而，过多强调努力、忽略比赛过程会导致报道失衡，产生只要运动员努力克服困难就能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好的比赛结果自然随之而来的错觉。第二，重视运动员的水平与成就，但不注重其个人魅力与情感表达。目前，国内媒体对运动员的形象塑造越来越丰富多元，但这样的转变未能很好地体现在对外英文报道中。阅读中国对外媒体的报道很难让读者对隋韩产生“历经困难终于获得胜利的运动员”之外其他的印象。

　　虽然在倾向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自信、有活力等外向性特质不如个人主义社会中那么显著，但有特色的性格不一定是张扬、不羁或反叛的，鲜明的情感表达与个性表露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好的传播效果。例如，傅园慧带有“傻气”的幽默、全红婵“水花消失术”高超技艺与可爱小女孩形象的反差等，并未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文化特征，但同样也展现了她们的独特魅力。运动员无论是输是赢，他们在赛场上都有动人的真情流露，他们的性格无论是内敛还是张扬，都有吸引粉丝的可爱之处。

　　目前，西方媒体仍对中国运动员存在一些刻板印象，其中最为常见的印象即“过度工作”和“没情感的机器”，将获得成功全都归因为“日积月累的训练”。东京奥运会期间，《纽约时报》对中国运动员的报道刻意使用“大批量生产”（churning out）、“机械的程序”（rote routines）、“中国体育机器”（Chinese sports machine）等词汇，强调所谓中国运动员训练的机械化和僵硬化。在中国外宣媒体的报道中，如果继续强调运动员带伤坚持训练、比赛等内容，会在西方受众中强化这种原有的刻板印象，拉开中国运动员与西方受众之间的距离，不利于运动员获得跨文化认同。

　　因此，在进行运动员的国际传播时，媒体应致力于寻求广泛的认同，对比赛的精彩场面进行描写，而不是拘泥于简单赛果通报或训练故事的传统框架之中；同时，也要着重关注运动员在赛场内外的真情实感、个性特征等，让海外受众感受到运动员的魅力所在。

　　最后，本文意在强调，奥林匹克一直是团结与和平的象征。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在其名作《体育颂》中饱含热情地写道：“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使全世界的青年学会互相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赛的动力。”在当前这个越发凸显的时代，人们前所未有地希望奥林匹克理想成为弥合分歧、连接世界的纽带。即使世界格局风云变幻，站在五环之下，每一位选手追求着对自我的突破，享受着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结的友谊。运动员在竞赛过程中展现出的不惧挑战、克服困难、超越自我的精神足以消弭文化的隔阂。媒体应将奥林匹克精神融入运动员形象传播中，让全世界观众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之下，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他国运动员，也会发自内心地感到理解与喜爱。

　　①体育运动的“大满贯”“全满贯”等头衔包括哪些赛事冠军一般为约定俗成，并无具体规范。花样滑冰“全满贯”指青少年世界锦标赛冠军、青少年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冠军、世界锦标赛冠军、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冠军、四大洲锦标赛冠军、冬奥会冠军，获得较大范围的共识。奥运官网发布的文章中也承认这一标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俄媒体交流、战略传播与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6ZDA217）、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创新团队项目“多元主体共建中国形象亲和力”（项目编号：2022XWTD011）的阶段性成果］

　　赵永华,阳洋,王靖凯.中国体育明星国际传播中“高成就—低曝光”现象的媒体报道溯源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外媒体英文报道框架的比较研究[J].新闻爱好者,2024(3):45-50.